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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国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

发布时间:2020-10-10 点击:中国海洋战略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历史转折期,对海洋强国宏伟目标的系统阐释和国家对于未来海洋发展的战略构想,将直接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管控海上争议方面采取了相应的危机预防机制,但涉海争端仍时有发生。如何在坚定海洋权益的同时构建稳定的海洋,着中国的海洋战略与周边外交能力,并将决定中国能否继续长期获取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中国智慧”,提出更多有益的“中国方案”。

  中国力求实现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是其所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产物,也是中国从“富起来”“强起来”、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从将强未强国家超强国家的时代需要,具有多方面的战略意义。

  中国的海洋和海洋维稳也面临难题。美国在南海进行“航行”的挑衅举动将是一个长期的行为。美国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利用它们中国的行为也不会在短期内,这是美方试中国的全球和印太战略造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改变。2018年,美军在南沙中方驻守岛礁的12海里内开展高频次的“航行行动”,着力布局软实力外交,盟友联合对华施压,挑衅范围逐步由南沙海域扩展到西沙海域。2019年,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行动”已达8次,较2017年(4次)和2018年(5次)分别增长100%和60%,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1月,美军还了战斗舰参与行动,在西沙、南沙两个方向同时实施“航行行动”的战术安排。2020年,美军挑衅的势头更猛。3月10日和13日,美国分别出动“麦克坎贝尔”号导弹舰、“美利坚”号两栖舰(准航母)、“吉佛兹”号水上涉海战斗舰以及舰载F35船载战斗机等,擅闯南海,大大加强了军事行动的力度。在加速蔓延的背景下,美国海军在南海加大了“注”,大幅度、大范围地挑战中国西沙群岛。5月27日,美国海军“希金斯”号导弹舰和“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驶入西沙群岛的赵述岛、东岛、中建岛和永兴岛12海里内,进行了演习行动,大大增加了美事行动的挑衅性。中国海洋问题的个别事件也常被夸大炒作,趋稳降温的南海问题不断被美国重提热议。

  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金灿荣指出,黄岩岛事件是促成中国海洋战略由“维稳”向“”转变的关键。面对海洋需求的提升,简单的“维稳”战略将不利于国家权益的,不能恰当地处理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认为,中国应对黄岩岛对峙和争端的行为表明中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的新模式;她在回溯中国海洋战略的演变后指出: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海洋发生质的变化,即从过去的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中国海洋行动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战略上主动出击,战术上不断丰富手段。

  美国特朗普出于遏制、绞中国的战略目标,基于“印太战略”的总体设计,不断强化在南海超高频率的“航行”和超大规模的双航母战斗群“军演”,公然否定中国享有的南海海洋主权,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明目张胆进行战争,挑战中国的战略底线。中国将继续秉承海洋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战略大政,沉着应对。中国的海洋布防和作战能力,将随着美国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加强而不断得到提升。中国海洋主权和抗击任何侵略者的坚强决心决不会,海洋稳定和建设和平海洋的坚定意志也不会改变。(注释略)

  中国的海洋和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另一重要是对争端国起到了“树威立规”的威慑作用。2019年8月,越南授权某国石油公司在中国南海九段线内万安滩部分中越争议区块设立新的钻井平台,准备进行天然气开采,意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达成最终协议前抢占更多经济利益。中国当即派出海警3901号舰与海警37111号舰护送“海洋地质8号”勘探船,前往万安滩海域勘探作业,向越方宣示了中国海洋主权、权益和管辖权的坚强决心,越南停止了举动。2020年初,越南海事局主动撤出了架设在南部争议海域的钻井设备。中国的危机管控和应对能力不断提升。“瞪大眼睛”,适时而敏锐地捕捉争端国挑衅行动造成的机遇,“后发制人”,勇于反击,成为中国海洋和海洋维稳卓有成效的应对措施。

  如上所述,面对日本在问题上的“国有化购岛”挑衅,中国采取“进取性”的“组合拳”,多管齐下,破解了日本长期单独掌控该岛的现状,了中国海监船常态性巡航的新阶段。中国的南海岛礁建设工程更是抓住历史上难得的机遇,大步推进后续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海进入新阶段,对于今后长远的海洋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会对未来长期的周边维稳产生巨大影响。实现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后发制人”和“适时推进”是在取得海洋的同时海洋稳定的关键。

  随着美国在中国南海“航行”的不断升级,中国根据“寇可往,吾亦可往”的规则,采取了类似行动,以示抗衡。2017年,中国和俄罗斯联手,首次派出海军052导弹舰 “长沙号”,远往北欧波罗的海进行“航行”,了中国海军第一次最远行程的巡行,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2月18日,中国海军更是以“长沙号”为主导的海军编队(包括054A型导弹护卫舰、901型综合补给舰、851型电子舰各一艘),以战备训练状态通过国际日期变更线,进入西半球国际水域,接近美国夏威夷群岛进行“航行”,迈出了中国建设远洋海军、突破太平洋第二岛链的重要一步。在问题上,日本不听中国,推行“国有化购岛”,。中国作出连锁反击,在和平原则的前提下,宣布中国海基线,并向联合国报备,同时,实现中国巡航常态化,改变了日本单方面控制的局面,接着又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实施军地联合海上军演等,赢得东海海域掌控的战略主动权。中国海军还与俄罗斯海军在日本海举行军事演习,牵制日本军事战略从东北向西南的转移。

  “适时推进”,是指中国取得“后发制人”的机会后,兼顾海洋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大原则,适时推进举措,扩大,实际上是“后发制人”的后续行动。长期以来,海洋作为一种被动应对活动,在国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战略地位,常常处于战术安排或外交工具的层级。“你犯我赶”的“刺激—反应”型海上被动执法模式,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基于“防御型海权战略”的消极海洋哲学心态,使海洋的实际操作困难重重。在新时代,中国在海洋权益时不是复制船坚炮利的老,而是形成海洋的新模式——以非军事对抗为底线,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外交、经济等“组合拳”,一方面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建构区域性海洋发展协同机制,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弹性回防”是中国实现海洋与海洋维稳平衡实践的新特点,表明中国的海洋张弛有道、进退自如,掌控了的适当节奏,确保海洋不致影响海洋维稳。对于南海岛礁建设,中国完成七个岛礁基建后,适时宣告建设结束,并解释中国进行岛礁建设的目的(除适度的军事防卫功能外,将主要用于民用和履行国际责任),强调提供公品的功能,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国家策动的国际风潮。又如中国在“981钻井平台”成功探明高质油井、完成钻探任务后,借势台风来临,主动宣布撤走该钻井平台,使美国策动的世界性。中国依据国际局势与自身实力现状,强调海洋不同于陆地,具有可共享开发的特性,积极主动推进“共同开发”,兼顾海洋与海洋维稳,布局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和海洋战略方针。

  近年来,中国的海洋和海洋维稳在南海、东海、黄海都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挑战和机遇同时并存,合作与博弈双向扩大,中国面临的海洋挑战和博弈虽有所增加,但合作发展亦正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双重需求下,中国将建设“海洋强国”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完善海洋的顶层设计,综合提升海洋实力。随着域外大国持续性介入中国周边地区海洋事务,周边一些国家与中国争夺海洋权益的摩擦同步增加,中国和平崛起面临严峻的周边形势。为妥善处理海洋权益和海洋秩序稳定的双重压力,中国须统筹考量海洋与海洋维稳的辩证关系,将海洋置于周边外交的整体背景下,有步骤地推进实施。中国海洋战略由“维稳相统一”进而迈向“维稳平衡互动”,海洋战略已趋向更加积极作为,海洋维稳也进入海洋秩序稳定和平、海洋发展合作共赢的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由于“海权”“海洋”与“海洋权益”的混淆使用,在讨论中国海洋时,学界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下进行各种阐述,意见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背景下,海洋更着重强调的是对中国海洋权益的,有效中国的核心海洋利益和基本海洋权益。“海洋权益”是“海洋”(sea rights)与“海洋利益”(sea interests)的合称,其概念内涵和外延相当广泛。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是国家的海洋权益属于国家主权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基本的海洋利益在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基础上,对外部的主动性需求不断加强和延伸,以期实现海洋利益在空间线上“量”的增加,在二维空间上“面”的拓展,在三维或空间上“体”的增强,使之在全方位和众多范围、领域内处于不断开拓、发展和增强的状态。不同于“海权”的属性,“海洋权益”是一个涉及和法律的概念。鉴于“海洋权益”的双重属性,目前有关中国海洋的理论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基于国际法框架提升中国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性是中国海洋权益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海洋权益主张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具有国际法基础。江河在《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中指出,在“南海仲裁案”的下,中国需要在国际和国际法的互动中加强在国际海洋立法和实施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更有效地中国在海洋法秩序中的基本。

  当前,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面临的国际大格局是: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大国美国之间存在内在结构性矛盾。中国意欲发展成为海洋大国和强国,但将强未强;美国欲保持海洋霸权国家地位,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与中国保持不对等的实力优势地位,中国成为其主要历史任务。由于中国的崛起势不可挡,强势的美国将不会停止对于中国的围堵和遏制。在“航行”旗帜下的“军事挑衅和干预”、周边国家形成对于中国的之势成为其主要手段。面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中国未采取正面对抗的办法,而是提出“一带一”,运用“太极式”应对,有原则地力避中美之间的对抗和战争,争取以中国方式实现中美实力地位的反转,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长远战略目标。为此,海洋和海洋维稳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始终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国的海洋战略不存在从海洋维稳向海洋转变的历史阶段性变化。

  “主权在我”,即海洋权益要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营造稳定的周边是中国和平发展始终的目标,对于延长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具有重大意义,但是这需要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基础”之上。中国海洋主权是中国的底线。中国绝不会以大压小,也绝不接受以小取闹,更不接受域外大国以强欺弱,在涉及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而明确:不是我们的,一分也不要,该是我们的,寸土必保。菲律宾前不顾中国反对,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用所谓的“仲裁庭”或中国关于南沙群岛整体性的立场,以群岛被分割占领的现状作为根本前提来提出法律或进行法律裁判,是一种意将各方分割占领的现状“化”的错向和举措,变相蚕食中国在该地区的海洋权益。中国从法律上反驳菲方无理主张,申明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的严正立场”。在中国的斗争之下,菲律宾新回到谈判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并且在中菲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在九段线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坚定而不,既不接受菲律宾仲裁案的结论,也不对其他争端国和域外大国意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表示让步。

  妥善处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为中国崛起创造稳定的周边,保持海洋维稳大格局,一直被视为中国海洋战略的既定方针。面对中国定期巡航、远洋演习、开展海岛建设等行动,更多的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克制”时期已经结束,逐步从“维稳”向“”转变,由此炒作“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给中国贴上“海上霸权”标签。日本国防军前副上将金田英彦(Hideaki Kaneda)更是地提出:中国正沿着南海到波斯湾建设自己的“珍珠链战略”,通过协助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兴建深水港以及改善港口设施,为日后进行更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和中国海外商业利益埋下伏笔,亚洲其他国家都必须意识到中国“侵略式”的海洋战略。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学者范亚伦(Aaron L. Friedberg)认为,中国在南海正通过军事力量投射、海域控制等一系列激进的行动削弱美国的实力,提高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并试最终在欧亚东部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秩序。美国需要通过加大“航行”力度、提高对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和援助,以遏制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恃强凌弱”的。越南外交学院南海研究所阮洪森(Nguyen Hung-son)、菲律宾大学海洋事务和海洋院杰伊·巴通巴卡尔(Jay Batongbacal)等东南亚学者则从东盟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没有缓和南海局势的迹象,未来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主张权益的立场将日益激进,可能东南亚国家的利益。

  通过“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推进,弹性回防”,实现中国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和互动,是中国实施海洋战略和周边外交的重大方略,深刻体现了我国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有利于和延长我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海洋权益矛盾与摩擦的高发期,如何做到既能海洋权益,又能有效化解周边潜在冲突的风险,是对中国周边外交和和平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中国在海洋过程中存在周边战略对冲的潜在风险,为此,须避免在中国周边形成战略对冲,实现海洋与周边维稳的平衡互动。笔者总结中国面临的海洋安全困境和周边的历史任务,提出中国海洋和海洋维稳的径选择是“主权在我,后发制人,适时推进,弹性回防”,总体特征是“维稳不损害权益,不引发冲突”。

  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重要战略部署,纳入“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国家发展战略大布局之中,提出了“国家海洋权益”的历史性任务。十九大又提出“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反映出中国发展海洋事业的迫切需求,海洋战略目标更加清晰。2019年,习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0周年时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设想,旨在“推进海洋合作交流,增进资源共治共享”,精确界定了以合作促进海洋权益的指导方略。过去中国海洋发展战略常受制于陆地认知视角,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日趋明确和对海洋认识的深化,中国经略海洋的总体战略进一步完善,已由昔日被动地领海主权和安全,发展为逐步形成了包括海洋、海洋安全、海洋法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等在内的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中国特色海洋战略。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开采、岛礁主权、海域划界等海洋权益主张上存在重叠,在南海、东海、黄海等海域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争端,给域外大国、干预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造成机会,导致中国稳定海洋格局的战略面临挑战。如何妥善处理涉海争议,自身海洋权益,同时兼顾海洋和平稳定大局,确保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长期存在,成为中国海洋战略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同时,中国也根据其他国家的反映和要求,对海洋对策适时进行微观校准,减少海洋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冲突,解除对礁的就是这种调整的一个例子。中国参与印度洋及亚丁湾“反海盗”护航行动、中国“和平”号医院船赴菲律宾参加台风救援等重大行动,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海上安全公品,有利于地区海洋安全和全球共同利益。这些措施很好地捍卫了中国自身的海洋利益,减少了引发正面冲突的可能。中国从以往的海洋政策过于重视现实利益转向着眼周边外交的整体战略视野,把增强海洋实力和海洋权益确立为重要的目标,积极地参与周边海洋秩序的构建,为建设“海洋强国”营造了良好的周边。

  在制定海洋战略时,中国时常面临“”与“维稳”两个相互矛盾的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夺回已被外国抢占而“失去的”岛屿和水域;二是希望同这些国家以及域外国家(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中国的海洋政策应该被理解为如何平衡这两个愿望。海洋与海洋维稳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正确处理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一方面,当前世界上一些及之间围绕海上权益的纷争表明海上的优先性和绝对性,海洋问题而棘手,容易使争端国家卷入无预备的冲突中,与海洋稳定的大局相。另一方面,海洋和海洋维稳又是相互融合和统一的——对海洋权益的保障,是奠定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基础;没有稳定的海洋,中国的海洋权益亦难以实现。正确处理海洋与海洋维稳两者的关系,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平衡兼顾,使之互为促进。

  “主权在我”是确保海洋和海洋维稳取得胜利的。面对当前海洋博弈的现状,中国通过建造码头、常态化巡逻等形式表达主权宣示,并加紧对其他国家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行为进行和威慑。为海洋主权和安全,中国海洋战略的调整从近岸防御转变为海军力量建设,中国的海军现代化正稳步推进。我国海上力量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软硬实力不断加强,如南沙岛礁建设和海警力量的发展等,有利态势不断积累,为海洋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简介:石源华,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妙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后发制人”,即不主动打破现状,而一旦争端国,中国就会积极采取回击性行动。中国在南海进行岛礁建设行动,源于菲律宾在黄岩岛的挑衅行为,鉴于越南、菲律宾早已在南海扩建岛礁,中国领土主权,中国抓住有利时机,迅速推进南海岛礁工程建设,一口气建设七个岛礁,其规模之宏大,速度之快捷,态度之,势不可挡。中国的举措虽然一时引起国际的强烈反响,但反对者既不能令周边争议国家中的先期者拆除已扩建的岛礁,自然也不能中国在自己的海域建设岛礁。中国这一积极的行动,并未周边维稳大局,是“后发制人”的成功案例。

  作为海陆复合型的崛起国家,广阔的海洋为中国崛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空间。随着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形成和海洋领域外资准入放宽,中国的经济形态和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向海”特征,对海洋资源、海洋空间及海洋安全的依赖程度大幅提高,拥有广泛海洋利益的中国正处于海洋事业发展的历史机遇期。2017年6月,国家发展和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建设蓝色经济通道的规划,即“建设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经南海向南进入太平洋,共建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积极推动共建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把拓展中国海洋利益的目标由顶层设计落实到具体方针。从经济基础、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方面看,我国海洋经济由北向南,三大各具特色的海洋经济圈格局基本形成,并不断得到巩固。2018年,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生产总值分别达到26219亿元、24261亿元、32934亿元,比2017年分别增长7%,8%,10.6%。我国海洋经济保持了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正在经历从高速发展到高质发展的转变,中国拥有的广泛海洋经济利益在新时期进一步凸显。这种由国家经济方式巨变带来的影响,促使中国由传统的“内向型经济”演变为“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涉及国家利益、安全的“海上生命线”和“海洋重大利益区”对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进一步加深。

  实际上,中国海洋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与争端国“挑衅”制造的“机会”有关。美国打着“航行”的旗号南海,甚至侵入中国所属岛礁12海里领海之内,明目张胆地中国领海,从而给了中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中国除进行严正,出动军舰、查证识别、驱离之外,断然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等防卫武器,增强了中国海洋权益的军事国防能力。

  面对中国的崛起,加上域外大国的挑唆,周边一些国家的神经被不同程度地牵动,开始从多方向强化自身海上实力,既有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热点问题相继出现。日本在《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框架下,落实海洋政策,积极推进海洋区域治理;同时,利用“海洋三原则”对外输出其海洋价值观,意引领亚太地区海洋新秩序,挑战中国海洋权益。一些新兴海洋国家利用美、日的战略性意,加快提升经略海洋的能力。印度升级“东向政策”内涵,与东南亚(特别是越南)和相关亚太国家(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开展更为深入的经济、军事合作,进而在南海彰显自身战略意,扩大线年愿景:越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要在2045年前把越南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强国。越南尽管在南海问题上避免与中国直接对抗,但在实际行动上却是针锋相对。越南公开表示万安滩隶属越南专属经济区和架,将万安滩与南沙争议岛屿切割,将其定位为“无可争议”的越南领土。东盟国家除了不断通过各种形式宣示海洋“主权”外,还不遗余力发展海军,提升海洋实力。印尼通过从韩国、俄罗斯进口潜艇,升级现有海军装备,自行建造的“阿鲁果戎”号柴电潜艇已在2019年4月下水。2020年1月,印尼在南海纳土纳岛东北部海域对华渔业纠纷,导致中国多艘海警船与印尼海军舰机对峙。马来西亚也提出了建设舰船工业的宏大计划,期望通过“15-TO-5”转型计划实现海军舰队现代化。

  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争端,导致中国周边战略风险上升。美国利用强大的海洋综合实力对中国周边形势形成全方位影响。一方面,美国通过加大对盟国及南海周边国家的拉拢和施压,中国海上行动。美、日等国推动的“的印太”战略构想把“基于规则的海上秩序”作为两大支柱之一,意在塑造中国周边上发挥更强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存在和行动力度,利用中国的格局对中国地缘安全形成。特朗普发布的《美国战略报告》《国防战略》等系列报告强调美国在印太区域拥有既定利益,以“航行”(freedom of navigation)为借口,压缩、制衡中国的活动空间,意中国在南海的权益行动,搅动地区局势。

  中国的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已经取得了重要的建设性。中国不仅在、南海岛屿建设、“981钻井平台”石油勘探、南海合作开发、南海国防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历史性进展,而且还充分利用敌对的挑衅行动,拓展了中国的战略利益。

  中国需要树立“持久战”的战略意识,有足够的思想准备,长期对美斗争,掌控好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和节奏,将做大做强自身海洋实力放在首位。中国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实现中美实力地位的逆转,才能完全实现海洋和海洋维稳的战略目标,真正建设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

  “后发制人”是中国对付敌对入侵的一个传统。早在1952年4月,中美进行朝鲜战争期间,总理就在总结经验时指出:“礼尚往来”是新中国的外交方针之一,“资本主义国家,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针锋相对,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总是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你来一手,我也来一手。不怕它先动手,实际上它一先动手就马上陷于被动”。“后发制人”,不仅是一种中国智慧、一种中国方略,更是一条中国底线。中国与人,与人为和,不想打,不愿打,但也绝不怕打。如果有人打到口,必然奉陪到底。

  目前,中国与8个周边邻国存在海上争议(这8个国家从北到南依次为朝鲜、韩国、日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与每个国家争议的具体情况和争议程度都有所不同。除了作为内水的渤海海域,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海洋争议的海域涉及黄海、东海和南海三个海区,矛盾集中在岛礁主权和海洋划界问题上。考虑到海洋问题的复杂性,中国通常采用审慎的态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为无论哪个海域爆发军事冲突,都将中国为建立稳定和平的周边所做的一切努力。妥善处理与争端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确保维持核心利益所需要的国际支持和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为此,中国的近期目标是最大限度缓解在维持海洋权益过程中所承受的外部压力,防止“海洋强国”建设的发展势头逆转。海上危机管控和化解周边海洋冲突矛盾,成为未来中国着力海洋权益和海洋稳定大局的重点,也是建设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在海洋的同时实现海洋维稳,是中国长期的战略方针。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着眼于和平、发展、友好的原则,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主张南海争端先搁置难以达成一致的主权争端,共同开发南海的资源,按照各方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先从低级别、非领域合作开始,逐渐向复杂领域过渡,通过和平合作的方式最终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的伙伴关系,共同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随着中国海洋和海洋维稳进入新时期,中国将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模式,遏制相关争议国采取过激行动,推动双方重回对话协商模式,达到实现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目标。中国提出运用“双轨思”处理海洋争端,契合海洋与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要义。中国主张直接与有关国家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海洋利益争端问题,同时与东盟国家共同南海的和平稳定。201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式启动《南海行为准则》(COC)磋商,并不断取得进展。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第17次、18次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会,以及第27—30次联合工作组会,更新了《落实〈宣言〉2016-2021年工作计划》,并确定了一批新的海上务实合作项目,包括优先开展建立互信的措施,合作应对海洋、对渔民给予主义待遇等方面的共同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宣言》框架下的磋商机制和工作组会正推动南海合作进一步走深走实。这个文本有望在2020年签署,届时将使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发展之海”“友好之海”的进程大大前进一步。

  虽然中国海洋战略已从传统的被动应对海洋问题发展为主动塑造区域海洋合作框架,呈现出由“维稳”向“”的明显转向,但本文仍强调和平的海洋依然是中国进一步海洋权益的基础,保障周边海洋稳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回顾以来中国边海外交的实践经验,中国始终坚定捍卫海洋权益,海上局势稳定,统筹“”与“维稳”两个大局。从本质上讲,中国采取了一种混合策略,在巩固其日益增长的海洋力量的同时,努力平衡更广泛的国家利益。中国在采取务实行动海洋权益与维持地区稳定之间走了一条平衡道。如何更好地统筹兼顾海洋与维稳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战略平衡和良性互动,将深刻影响中国“海洋强国”的建设,这正是本文研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通过与东盟国家探讨共商推进合作开发,合作领域逐步从低领域向高领域、军事安全领域探索推进。2019年,除海洋、海洋科技创新、海洋防灾减灾等领域的既有合作项目继续推进外,中国与域内国家在南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和军事安全合作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18年11月,中菲签署《油气合作开发谅解备忘录》。2019年10月,两国油气开发合作间联合指导进而宣告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在确定双方具体联合勘探的海域问题上进行了协调磋商。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保持良好运行,并于2019年4月、10月分别举行了第四次、第五次会议。2019年12月,中越两国就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南海油气共同开发和渔业合作问题进行磋商。除此之外,通过海上航道安全、海上搜救及海上灾难预防与救助等形式,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海上安全公品,致力于地区的稳定发展。“共同开发”将成为中国海洋和海洋维稳平衡互动的重要战略方针。

  中国的海洋战略意识不断深化。2013年,习在第十二届上提出的“中国梦”亦是“海洋强国梦”。中国的海洋发展观得以重新定位。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将综合陆海权建设,从典型的陆权型国家海陆复合型国家,是未来中国国家建设的核心方向。继“海洋强国”后,“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中国“认识海洋”“发展海洋”的又一个里程碑。从发展的角度、治理的角度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入、全面“认识海洋”,有助于真正的海洋强国,有助于协调不同行为体之间的海洋利益分歧。在海洋观历史演变的推动下,中国拓展海洋权益的思维正经历由排他性、对抗性思维转变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包容性思维,海洋与海洋维稳的平衡互动正是适应了时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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